DEMONOPHOBIA攻略（demonophobia攻略）

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

(见朱彬，第754页)②三无私即是廓然大公，即是大中至正，是为天道本体以其自身的实在状态所呈现的永恒正义。在王阳明那里，他之所以用寂这一概念来标志事物存在的纯粹客观性(也即其存在性)，其目的恰恰在于强调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是把寂转变为显，使事物本身的存在性及其存在的真实性得以如实显现的本质力量。

正因有良知的公共性在，所以坚持实践上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即是把个体存在的本原实性真实地体现于现实的生活世界，才成为突破自我的个体性局限而把生命导向博厚高明之无限境界的圣学工夫，才不会流于私心私意之任情适意的纵恣放逸，才可能成为天下大中至正之公道正义的实现途径。(《王阳明全集》，第78页)正由于良知即是道，所以良知才可能成为人之所以获得其现实存在的本原性根据，心即理这一命题才可能具有其真理性。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心灵所感知、所认识，因此它们如果不真为我所感知，不真存在于我的心中或其他被造精神的心中，则它们便完全不能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一种永恒精神的心中。既然是自在，便与我心无关。在这一思潮之中，阳明心学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

但这里并不打算对四句教进行总体论述，而只就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作出阐释。按照某友的观点，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也即是在他看来，花树在深山中的存在，只是自在。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

梁漱溟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大家公认的革命对象，但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打倒帝国主义往往与不抵抗并存。梁漱溟说，世界上的共产党之所以可以构成跨区域的团结，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构成本于身，而共产党则本乎心。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遂因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信‘社会本能之说。按梁漱溟后来的说法，他这个时期的思想还没有成熟，许多替孔子辩护的说法受西方心理学影响太大，所以说服力不足。

人类最初的集团是在血缘地缘上形成，其后杂以人事种种关系，几经分合，难可究诘，但直至于今，世界上不仍然从肤色、种族、地域、方位见其分野吗？这就是说，在集团所由形成上，一般本乎身，而共产党本乎心。(59)从上述他的反思可以看到，1950年代初，梁漱溟对于自己基于理性而得出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怀疑，因为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出乎其预想。

在写作酝酿于同一时期，但完成更晚(约197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对于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开始讨论的本能理智与理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先求乡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的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中国人有其理性早启的历史背景，绌于彼，优于此，在近代争强称霸为落后者，在今天破私立公却要领先，不其然乎？(72)因此，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即将取代利益本位的文化，礼乐大兴的时期要到了(73)。缺乏集团生活的散漫背后是一个人理性的精神和智慧的人生。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认为通过法律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虽然有效，但并非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未来。一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二是与帝国主义的决裂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困境。这就是礼俗，不是法律(78)。在梁漱溟看来，要探索出中国自己的道路，乡村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路。

(2)中国的文化背景特殊，融国家于社会。行文至此，梁漱溟的理性概念的发展线索以及他思想的复杂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

所谓教育，应当就是培养这个的，舍是无教育。而中西印三种文化的不同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根源于直觉的不同。

在这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程中与路程上，‘传统的因和现代转折结合，由是而成长了、现代化了，‘现代的经由与传统互补融合，终而修正了、再传统化了，然后两相渗释，化成出人类新的文化路向来。因此，他同意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并将武装斗争看作是根治农民和知识分子散漫病的良药。西洋的‘理是事理，是知识上的‘理，虽也与行为有关系，但却不能发动行为。(4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06-207页。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通过理性概念，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述更为集中和精炼。他说如果一种制度与其运行群体的生活态度不合，那么许多法律条文就会成为空文，而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之所以建立与有效地运行，亦是基于其产生于西方的文化样态：态度神情实为生活习惯的核心。

大致可以认为，这部分高度自觉的人指的是领导群体。(11)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46页。

(52)这就是说，理性可以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绝对决定性的，有时理智的力量违背了理性的指引，甚或经由理智和理性合力而形成的制度、秩序，一旦成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现代化的革命与道途，要俟素朴未琢的传统文化来指引，相辅并长、并行。

转进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人生是社会本位的。而根于此伦理情谊以形著于社会上的种种风尚习俗，便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而为社会秩序、劳动纪律之所寄。

其实，与同样思考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熊十力相比，梁漱溟并不是反对熊十力根据《周易》、《周官》等作品发掘孔子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等做法，而是反对熊十力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被破坏的古人理想。为何如此美妙的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呢？梁漱溟分析道：这种多数人的政治，需要多数人的参与和维持，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摹仿运动，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此要求的(29)。(4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58页。鉴于社会主义运动乃超越中国疆域范围的世界性运动，梁漱溟试图超离对于中国特殊性的认知，转而通过对于人心的创造力的强调，来保留他对于理性的主动性的一种肯定，但又不让理性仅仅作为一个解释特殊性的观念。

(35)他将设想中的乡村社会视为理想社会，并开始描述这个理想社会是如何超越传统中国社会和西洋近代社会的，认为这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他说：宇宙间的理，我们可以粗分为二：一种是情理，一种是物理。

在梁漱溟看来，农民所关注的并不只是物质的收益，还在于生活的乐趣，而这样的乐趣的获得要依靠合作和创造，所谓合作就是彼此感情好，而创造更多的是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34)。现在我将指出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评论谢无量的《阳明学派》一书时，梁漱溟认为良知是一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崩溃，是两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一是外力的破坏，即西方入侵所造成的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人们所能看得到的。1.是理智之力——即谓人们各从自身利害得失的计虑上而同意接受遵从……。②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他将乡村建设运动之后的文化理论视为梁漱溟的第二次文化理论建构，并指出，虽然没有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建立起中国、印度和西方这样的系统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却凝练出理性这样的重要概念。

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这就是影响更为巨大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

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与1920年代初期过于依赖直觉和良知所不同的是，梁漱溟逐渐发现了(更确切地说是改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理性。

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使命自任的梁漱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并形成了他对于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形态的独特认识。而在社会生活上，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过于强调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而是过着一种热情和互相关心的生活。